“英雄未必无情者，先公后私界限明。”这掷地有声的两句诗，出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、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梁金生烈士牺牲前写给妻子的家书。诗中字字滚烫，饱含着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炽热热爱，更是他数十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。从早年毅然变卖家产办学抗日，到后来潜心钻研中医兴办药厂、倾心教育培养革命后代，直至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，他始终将人民的利益奉为最高准则，在处理事务、做出抉择时，革命的需要永远是首要考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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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志士，投身革命浪潮

  梁金生出生于1906年，是越南华侨，祖籍广东省宝安县草埔新屋吓村（今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草埔东社区新屋吓村）。9岁时，母亲带他回国寻根。他自幼勤奋好学，既读书又习武，凭借着过人的天赋与努力，通晓中、越、法、英四国语言。13岁时，他以华侨身份考入南京暨南学校师范科，并在课余自学中医，展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与探索精神。

1924年，梁金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积极投身于组织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中，因表现出色而崭露头角。1926年，他出席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，与众多革命志士共商大计。1927年，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更加坚定地踏上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征程。大革命失败后，面对严峻的形势，梁金生根据组织安排暂避于安南（今越南）。在此期间，他加入了安南共产党，继续为革命事业积蓄力量。1933年，他毅然回国，前往广西寻找组织。先后在果德师范讲习所、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任职，重新找到组织关系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城隍、百色的革命斗争中，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，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行。

抗日烽火，燃起教育希望

  1937年4月，梁金生回到家乡草埔，积极开展地下斗争。按照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的指示，他准备在广州到九龙的铁路沿线开展党的活动。他独具慧眼，计划以草埔小学为基点，筹办一所民族中学，旨在培养抗日救国的骨干力量。然而，经费不足成为横亘在面前的一大难题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毅然变卖了家里的祖田，筹集了2000块大洋。在广九铁路布吉站桥头兰花庙，民族中学拔地而起，同时也成为了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。

  当时，对于梁金生卖祖田办学校、买枪支搞武装的行为，一部分乡亲议论纷纷，指责他败家。面对这些误解和指责，梁金生耐心地解释道：“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们要救国，没有国，哪有家呀！”他自任校长，精心招收约50名进步青年学生，组建了抗日自卫队和抗日宣传队。自卫队主要由学生和当地青年农民组成，他们在铁路沿线进行游击训练，积极参与保卫村庄的行动，成为守护家园的坚强力量。宣传队则通过演讲、戏剧、刊物等多种形式，在广九铁路沿线的深圳、布吉、香港等地广泛传播抗日救亡思想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。

  民族中学位于广九铁路布吉站附近，梁金生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，建立了秘密交通线，为党组织传递情报、转移人员及物资提供了重要保障。学校师生常以郊游、考察为名，沿铁路线开展联络工作，确保了抗日力量的隐蔽性与机动性。他们在此编写抗日宣传文稿、排练戏剧，深入铁路沿线村庄进行抗日动员，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抗日意识，为抗日斗争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  1938年，日军进犯广东，局势愈发危急。梁金生组织学生和自卫队果断行动，破坏铁路设施，延缓日军推进速度，并在铁路沿线村庄设立观察哨，及时通报敌情，为抗日斗争争取了宝贵时间。然而，由于经费不足，民族中学最终停办。但梁金生并未停下革命的脚步，他转任宝安县立第一中学校长。在此期间，他积极推动学校成为党的秘密活动中心，使广九铁路沿线的抗日宣传与武装斗争紧密结合，为东江纵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许多学生后来加入东江纵队，成为铁路沿线游击战的重要力量，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，书写了壮丽的篇章。

延安岁月，铸就奉献丰碑

  1938年7月，梁金生经组织批准前往延安从事革命活动。他在抗大刻苦学习，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。当时，延安缺医少药，治病十分困难，而梁金生学过中医，拥有丰富的中药治病经验。他心系群众疾苦，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建议：就地取材开办制药厂，将草药研制成药片、药丸、药膏、药粉等便于服用的剂型，以弥补西药紧缺的不足。这一建议很快得到组织批准。

  1939年3月，光华制药厂成立，梁金生担任厂长。然而，创业之路充满艰辛。当时边区被封锁，在资金、材料、设备、人力、技术等方面都面临巨大困难。缺少中药碾槽和切药刀，他便徒步到几十里外的兵工厂寻求帮助；没有中药，他就不顾危险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购买。他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，成功研制出30多种中成药，其中“胜利茶”治疗感冒效果显著且成本低廉，极大缓解了战时用药紧张的局面。此外，他高瞻远瞩，主张中西医合作，推动光华制药厂与延安医科大学、卫生部联合成立中西医研究室，为中西医结合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  梁金生不仅精心管理制药厂，还亲自参与临床诊疗。他利用休息时间为军民免费看病，以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奉献精神，赢得了延安群众的广泛爱戴。有一次，一位老乡找到梁金生问诊，称自己咳嗽13年（因口音重，梁金生误听为3年）一直未治好。梁金生给他把脉后开了一个方子。病人走后，妻子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人家咳了3年，你一个方子就能治好？”梁金生听后，突然拿不准了，担心因听错而开错方子。他心急如焚，连夜赶到病人所在村子，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，终于找到了病人，确认是13年。这时，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这份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令人动容。

  1942年2月，组织上任命梁金生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校长。他坚决服从安排，迅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培养革命后代的工作中。面对校舍破败、学生多病的困境，他立下军令状，决心在半年内改变面貌。他提出教育要实施大众教育、爱国教育、生产教育，将劳动融入教学，开展生产自救。成立运盐队、豆腐坊、饲养队，规定三年级以上同学参加农业生产。全校师生齐心协力，开荒种粮种菜，学生们自己动手缝制冬衣。梁金生既当校长又做勤工，带领师生挖窑洞、修围墙、打水井，改善卫生条件，并自制药剂调养学生体质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学校规模从172人扩展到580余人。在每个班级只有一盏油灯的艰苦条件下，“保小”的幼苗茁壮成长，一批共和国栋梁之材从中脱颖而出，其中不乏文学家、舞蹈家、歌唱家、作曲家、军事家、火箭专家，“保小”因此被誉为“红色摇篮”，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。

舍家为国，精神永垂不朽

  梁金生一生辗转多地从事革命活动，与家人聚少离多。他最后一次离开延安前与妻儿拍摄了全家福，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。其子梁汉平回忆，父亲牺牲时年仅40岁，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，甚至未能回归故土。这种以革命事业为重，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，彰显了他伟大的奉献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越南仍处于抗法斗争时期。应越南劳动党（今越南共产党前身）主席胡志明的请求，中共中央派遣梁金生等同志赴越南支援革命工作。1946年初，梁金生在参加越南劳动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时，不幸误饮国民党特务在宴席间设下的毒酒，壮烈牺牲，年仅40岁。梁金生牺牲后，胡志明主席亲自为他致悼词，越南劳动党高度评价其贡献，以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。1983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梁金生为革命烈士，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与铭记。

 1945年3月，梁金生赴越南前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中深情写道：“小平最慈祥的好妈妈，工作忙极，自不在话下，你是可以想象而知，日来常外出晚归，月亮照耀清澈大地，人生几得月当头，仅献给你拙诗一首：六月相思胜似年，悄悄月夜、踱窗前，英雄未必无情者，先公后私界限明。”当时正值他小孩出生不久，信中饱含着他对组织安排外派工作的坚决服从、义无反顾，以及对家人的眷恋不舍。梁金生一生对党忠诚、先公后私、清正廉洁的精神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，为家人和后代树立了光辉榜样。

 妻子姚淑平深受梁金生影响，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。1949年后，她一直在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工作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为幼儿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。她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三八红旗手，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了梁金生的精神。

 梁金生的儿女自觉传承红色基因，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积极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儿子梁汉平说：“父亲是我的榜样，无论是否是组织安排的，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事，我便会自觉履行共产党员的担当。”儿媳妇刘松柏说：“我们家几代人的婚礼，虽然形式不同，但都传承了红军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！父母结婚时是穿草鞋结婚的，我们结婚时是吃忆苦饭结婚的，女儿结婚时又穿上了红军服，我们把红色基因和清正廉洁的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。”

 2009年6月，梁金生烈士纪念馆在草埔落成并对外开放，成为人们缅怀先烈、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场所。2014年8月，梁金生烈士纪念馆被中共深圳市委公布为“深圳党史教育基地”。梁金生“对党忠诚，廉正传家”的红色家风故事，如同一股清泉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传颂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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